會議召開的背景

1976年，周恩來、朱德和毛澤東相繼逝世，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中國出現(xiàn)了巨大的權力真空，“四人幫”借機加緊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。10月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執(zhí)行黨和人民的意志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，結(jié)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這場長達10年之久的災難，從危難中挽救了黨，把人們從連續(xù)不斷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沒有的喜悅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，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慘重災難罄竹難書。但是，在粉碎“四人幫”之后的一段時期發(fā)生了一個奇怪的現(xiàn)象，這就是：一方面揭批“四人幫”，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稱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10月24日，北京召開慶祝粉碎“四人幫”的百萬軍民大會。第二天，“兩報一刊”(《人民日報》、《解放軍報》、《紅旗》雜志)聯(lián)合發(fā)表社論《偉大的歷史性勝利》，號召全國人民“自覺地限制資產(chǎn)階級法權，鞏固和發(fā)展無產(chǎn)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”。

在揭批“四人幫”運動中，廣大干部群眾普遍要求盡快消除“文化大革命”帶來的嚴重后果，使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(jīng)濟迅速得到恢復，同時糾正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冤假錯案。當時，糾正冤假錯案首先集中在兩個問題上：一是要求澄清“批鄧、反擊右傾翻案風”的是非，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;二是要求為1976年的“天安門事件”平反。然而，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，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，涉及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看法。由于長期形成的嚴重思想禁錮，這些重大問題一時成為難以觸動的禁區(qū)。

1977年2月7日，“兩報一刊”發(fā)表題為《學好文件抓住綱》的社論。這篇社論在強調(diào)揭批“四人幫”是“當前的綱”，要“抓綱治國”的同時，公開提出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，我們都堅決維護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”的方針(后被稱為“兩個凡是”)。

粉碎“四人幫”后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去世5人、被中央隔離審查4人，華國鋒是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，葉劍英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，主席因為毛澤東的逝世空缺，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領導核心。這時，根據(jù)形勢發(fā)展的需要，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以便確定黨的工作方針，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，已經(jīng)勢在必行。為此，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大的決定。

“兩個凡是”方針的推行，尤其是對鄧小平的繼續(xù)批評和對“天安門事件”的定性，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滿。中央工作會議期間，陳云、王震等許多老同志起來反擊“兩個凡是”，鄭重地、堅決地提出為“天安門事件”平反，要求恢復鄧小平的工作。

時代的潮流難以阻擋，堅冰開始打破了。這年7月16日至21日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。會議通過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;通過《關于王洪文、張春橋、江青、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》，決定開除王、張、江、姚的黨籍，撤銷他們的黨內(nèi)外一切職務。此外，會議決定全部恢復“反擊右傾翻案風”時鄧小平被撤銷的職務，即中共中央委員、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、國務院副總理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。

鑒于黨的十大以來國內(nèi)形勢的重大變化，十屆三中全會批準3月中央工作會議關于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大的決定，并為大會的召開作了必要的準備。全會一致通過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程，討論并基本通過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、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，決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適當時間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

8月11日，中共十一大預備會議召開。會議由華國鋒主持，他在會議上報告了中共十一大的準備情況，說明了大會主席團及秘書處的設立、代表的組成及大會議程等事宜。汪東興作了關于代表資格的審查報告。會上，代表們對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團人員組成名單、主席團主席、副主席、大會秘書長進行了表決，通過了223人的主席團名單;選舉華國鋒為主席團主席，選舉葉劍英、鄧小平、李先念、汪東興為副主席，選舉汪東興兼大會秘書長。預備會議對十一大的議程也進行了表決。

會議召開情況

1977年8月12日至18日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。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0名，這時全國有黨員3500多萬。大會審議并通過了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；聽取葉劍英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，通過了經(jīng)過修改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章程》；選出了新十一屆中央委員會，當選的中央委員201名，候補中央委員132名。

8月19日，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領導機構。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，葉劍英、鄧小平、李先念、汪東興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，并由他們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。華國鋒、韋國清、烏蘭夫、方毅、鄧小平、葉劍英、劉伯承、許世友、紀登奎、蘇振華、李先念、李德生、吳德、余秋里、汪東興、張廷發(fā)、陳永貴、陳錫聯(lián)、耿飚、聶榮臻、倪志福、徐向前、彭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，陳慕華、趙紫陽、賽福鼎·艾則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。

十一大政治報告宣布，以粉碎“四人幫”為標志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結(jié)束。這次大會的歷史責任，是要調(diào)動黨內(nèi)外、國內(nèi)外一切積極因素，團結(jié)一切可以團結(jié)的力量，為在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(xiàn)代化強國而奮斗。

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對十大的黨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，把“在本世紀，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農(nóng)業(yè)、工業(yè)、國防和科學技術現(xiàn)代化的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強國”寫進總綱。

黨的十一大在揭批“四人幫”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(xiàn)代化建設方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，但限于歷史條件，大會沒能承擔起糾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錯誤，為實現(xiàn)歷史轉(zhuǎn)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這一任務。

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。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、候補中央委員112人。全會決定，適應國內(nèi)外形勢的發(fā)展變化，必須及時地、果斷地結(jié)束全國范圍的大規(guī)模揭批林彪、“四人幫”的群眾運動，從1979年起，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(zhuǎn)移到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上來。全會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。全會認為，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，對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，端正思想路線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。全會指出：“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，解放思想，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，堅持實事求是、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、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的原則，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(xiàn)工作中心的轉(zhuǎn)變，才能正確解決實現(xiàn)四個現(xiàn)代化的具體道路、方針、方法和措施”。

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。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、中央委員會副主席，增選鄧穎超、胡耀邦、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，增補黃克誠、宋任窮、胡喬木、習仲勛、王任重等九人為中央委員。全會決定恢復成立并選舉產(chǎn)生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。這些人事安排，從組織上加強了中央領導機構，保證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(zhí)行。這次全會后，從黨的指導思想的確立和實際工作的領導來說，鄧小平已經(jīng)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實現(xiàn)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(zhuǎn)折，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新時期。

1980年2月，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，萬里、王任重、方毅、谷牧、宋任窮、余秋里、楊得志、胡喬木、胡耀邦、姚依林、彭沖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。1981年6月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。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，明確提出“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”。

會議召開的重要意義

中共十一大在揭批“四人幫”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(xiàn)代化建設方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，但限于歷史條件，大會沒能承擔起糾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錯誤、為實現(xiàn)歷史轉(zhuǎn)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這一任務。隨后，在9月9日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，華國鋒把中共十一大路線概括為：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，抓綱治國，繼續(xù)革命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(xiàn)代化強國而奮斗。中共十一大的召開，使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打亂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復，開始走上正常軌道。在此基礎上，一年多以后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又實現(xiàn)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根本上轉(zhuǎn)變。